我院创业前辈罗爱华副教授

发布时间：2017-05-18 浏览次数：0次

女师体育系与罗爱华

张三春

（原载《天津体育史料》1985年第2期）

设在天津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成立于1931年。其详细情况已载于《体育史料》第八辑安淑清老师执笔的文章中。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院体育系又复校于天津。我于1946年暑假考入女师体育系。当时该系只招收了12名女学生，这是复校后第一班学生。以后每年暑假招生一班，至天津解放后的1949年暑假，与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合并，才招收了男生。至此，河北女师学院体育系宣告结束。现仅将该系在抗战胜利后至天津解放这期间的一些情况，回忆片断，以兹纪念。

1946年复校，院长是齐璧亭。该院有教育系、语文系、家政系、音乐系、体育系。体育系系主任是罗爱华。学制为四年。课程分理论课与技术课两大类。理论课包括体育原理、人体解剖、体育史、生理卫生、社会体育、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技术课包括各种球类(主要篮、排、垒、乒乓)、田径、体操、舞蹈等。每个学生再选修一门副系，即教育或音乐系。当时学校师资力量比较薄弱，除聘请体育系毕业生毕诲芬、安淑清老师外，还有梁秀萱、方纪、喜勋。赵惠卿等老师。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理论课，多与其它系合并听课。体育理论课还聘请了苏竞存、陈家琦、马瑜、张长清、刘竞存、张文广等老师担任。另外，采取临时聘请社会知名人士的办法，如篮球课就请姚恩汉老师任教。社会体育课就请李清安先生任教。在寒、暑假期间，罗爱华主任专门邀请在南京任教的张汇兰老师来我系指导工作。张汇兰老师是原女师学院体育系系主任，也是罗爱华、毕诲芬等人的老师，她到系讲话时特别强调女体育工作者在社会上的重要性，鼓励大家树立为体育工作献身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董守义先生也被邀到师院做报告，当时除体育系师生参加外，全院其他各系也都来听报告。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体育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如与大自然斗争中，不论爬山、涉水，没有坚强的体魄就不能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激发大家积极锻炼身体，适应生存的需要。这个报告在全院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越来越多。还记得在1948年一月有马约翰、袁敦礼、程登科三位先生来女师学院体育系视察工作并合影留念。

当时女子学体育的人数比较少，各种活动量也很小，各项规则也是限制女同志运动不能太激烈，球类活动仅限篮球、排球、乒乓球、垒球等，对其它球类则认为女子不适宜。就以篮、排规则来讲和现在的大不相同。篮球开始先打司令球，即把球场划很多圆圈，把运动员限制在圆圈内活动，司令员更是站在圈内不许动，人们把球得到手传给司令，这算赢一分，球打到你那范围内，你才能接、传活动，否则你就站在那里静等。后来发展到打半场球，是六人制，每半场每队各三人，只能在半场活动，不能过中线，这样活动量就小得多了。直到解放初期我们还实行这种规则。后来才渐渐改变和男子一样的场地和打法了。排球规则是实行九人制的，运动员分三排，每排三人，每人固定自己的位置，打头排的主要是扣球，二排的是接球，三排的主要是救球，球打过场救起来供一排去扣球，二排还要求全面些，能攻能守，尤其是二排中间的队员是每队的灵魂，其他队员就是练习自己位置上的作用。这样，运动员的活动很受限制，技术也很难得到提高。

在这段时间里，该系培养出一批女体育教师，也培养出一些运动员，我记得有两名学生参加了旧中国举办的第七届全运会篮球项目的比赛。另有两名同学在天津市女子25 米泳游比赛中取得第二、第三名的成绩。还有女子排球队在毕诲芬老师亲自指导下，有五名学生被选为天津市第一届女子排球队队员。目前，我们班的同学有些在大学、中学、幼儿园和机关工作了三十余年。这些成绩都与当时在校学习、树立为体育事业做贡献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各位老师的热心培养是分不开的。

这里需要特别追忆一下罗爱华老师。她原籍广东，是河北女师体育系的第一届毕业生，是张汇兰老主任的得意门生。三十年代，她就是几次河北省运动会上的女选手。那时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使妇女参加体育锻炼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她敢于冲破各种阻力，身着短裤和半袖衫、驰骋在跑道上、球场上。我们考入女师体育系以后，她非常注意培养我们有专业思想。记得她在课堂上或是课余交谈中，常跟我们说，女子学体育，教体育，当运动员，是最光荣的事，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的，你们来这里学习，锻炼身体，这本身就是对封建思想的一次“冲刺”。是啊!她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她是系主任，除担负着行政工作外，还担任其他系的普通体育课及本系的垒球、游泳、舞蹈等技术课的教学任务。她在教学中既严肃认真，又活泼风趣，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同学们都愿意听她的课。这个学校实行的是导师制，每位老师负责几个学生。学生都住校，老师既管学习，又指导学生的思想和生活。罗老师是我们几个同学的导师，除教课外，常常和我们谈心，为了和学生们接近，她特意搬到学校去住。她的生活很俭朴，但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则常常解囊相助。记得有个同学家在北京，生活很困难，罗老师每月发工资后都拿出钱来帮助她。我们那时的伙食标准很低，一日三餐为粗粮，冬天只是窝头、咸菜、大白菜汤。有的同学嫌伙食不好，就到外面下饭馆，罗老师知道后就劝大家说，在学生时代生活更要艰苦朴素。她对学生的衣着要求也很严，经常说，师范的学生是为人师表，衣着要庄重大方，整洁美观，我们上技术课一律得穿运动服，但上室内课则一律要穿便服。因为罗老师要求严，体育系的学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

解放后，罗老师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献身体育事业的劲头更足了。她除搞体育教育外，又兼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天津体育分会副主席，天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院校调整时，她就任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她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体育教师，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但在那人妖颠倒的“文革”时期，她竟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百般折磨，以至患了癌症，与世长辞了。

罗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那亲切的教导，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体育教育事业的—片忠心，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